《1984》

好的作品总是不断挑战人的内心。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战争即和平

现代战争的重要目的(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里的指导智囊是既承认又不承认的)是尽量用完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

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工业社会中就潜伏着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在目前,很少人连饭都不吃饱,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在进行,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

从机器问世之日起,凡是有识之士无不清楚,人类就不再需要从事辛劳的体力劳动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平等了。如果当初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个目的,什么饥饿、过度的劳动、污秽、文盲、疾病都可以在几代之内一扫而空。

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之间的大约五十年里,机器虽然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某种自动的过程,所生产的财富有时候不得分配掉,客观上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清楚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毁灭————等级社会的威胁。

如果世界上人人都工作时间短、吃得好、住的房子有浴室和电冰箱,私人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重要形式的不平等也许早已消失了。财富一旦普及,它就不分彼此。

没有疑问,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从个人财务到奢侈品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保留在少数特权阶层人物的手中。但是实际上这种社会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他们一旦做到这一点,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清除掉。

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些思想家梦想恢复到过去的农业社会,那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那同机械化的趋势相冲突,而后一个趋势在整个世界里都已几乎带有本能性质了,何况,任何国家要是工业落后,军事上就会束手无策,必然会被比较先进的敌国所直接或间接控制。

用限制生产来保持群众贫困,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大概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曾经大规模这么做过。许多国家听任经济停滞,土地休耕,资本设备不增,大批人口不给工作而由国家救济,保持半死不活。但这也造成军事上的软弱,由于它造成的贫困并无必要,必然会引起反对。

因此问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轮子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物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

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打仗。

战争的基本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会使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战争武器即使没有实际消耗掉,但继续制造它们,仍然是一方面消耗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又不生产消费品的方便方法。

按照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甚至核心党内人物的生活条件,也是够艰苦朴素的。但是,他享有的少数奢侈条件————设备完善的宽敞住处、料子较好的衣着、质量较好的饮食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机————使他所处境况与外围党员迥然不同,而外围党员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下层群众相比,又处在类似的有利地位。

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显出了贫富的差异。同时,因在打仗,自有危险,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少数人阶层就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条件。

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破坏,而且所用方式在心理上可以接受。
原则上,要浪费世上的剩余劳动力,尽可以修庙堂、盖殿堂、筑金字塔,挖了地洞再埋上,甚至先生产大量物品然后再…
但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提供感情基础。
这里操心的不是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保持不断工作就行;要操心的是党员的情绪。

按照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现在的战争完全是假的。

这好像是两头反刍动物,头上的角所顶的角度都不会使对方受伤。但是,尽管战争不是真的,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耗尽了剩余消费品,这就能够保持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俗心理气氛。战争现在纯粹成了内政,过去各国的统治集团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因此对战争的毁灭性虽然加以限制,但还是互相厮杀的,战胜国总是掠夺战败国。

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他们根本互相不厮杀了。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因此,“战争”一词已名不副实。如果说战争由于持续不断已不复存在。此话可能属实。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间受到的这种特殊压力,现在已经消失,而由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国家互相不打仗,而同意永远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对方的疆界,效果大概相同。因为在那样情况下,每一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天地,永远不会受到外来危险的震动。因此真正永久的和平同永久的战争一样。这就是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不过大多数党员对此了解是很肤浅的。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之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会顾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间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二者皆有。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新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很多。但是无论财富的增长,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

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等级是上等人的学说。国王、贵族和教士、律师等这类寄生虫都宣传这种学说,并且用在死后冥界里得到补偿的诺言使这个学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
但是现在,这些还没有开始居于统率地位、但预计不久就可以居于统率地位的人,却开始攻击这种人类大同的思想了。

在过去,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

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是一条可以回溯到古代奴隶造反的思想锁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仍然受到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度影响。
但从1900年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
像过去一样,上等人会被中等人赶跑,中等人就变成了上等人;不过这次,出于有意的战略考虑,新的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

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已明显可以识别。但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按天赋来说各人不等,而且各有所长,有些人就比别人强些,此话固然仍旧不错,但是阶级区分已无实际必要,财富巨额差别也是如此。

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然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上。因此,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

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此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像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这类新的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意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

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的步骤而采取的。

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得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集团如能防止这个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之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去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

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自身的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准,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

至于生产过剩问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

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利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需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充当对个人对比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太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

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照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

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
党并不一定要把权力转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个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于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经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对于党员,不要求他有私人的感情,也不允许他有热情的减退。他应该生活在对外敌内奸感到仇恨、对胜利感到得意、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热情之中。他对简单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向外发泄出来,消失在两分钟仇恨这样的花样上。至于可能引起怀疑或造反倾向的思想,则用他早期受到的内心纪律训练而事先就加以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和最简单的一个阶段,新话叫做犯罪停止。

犯罪停止的意思就是指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正确了解到与“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总而言之,犯罪停止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还要保持充分正统,这就要求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就像表演柔软体操的杂技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由于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无全能,党也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事实时要始终不懈地、时时刻刻地保持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是黑白。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是知道黑就是白和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篡改过去,而要篡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在新话中叫做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原因,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原因。那就是,党员所以和无产者那样能够容忍当前的生活条件,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比较标准。为了要使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过得好,物质生活平均水平不断地提高,必须使他同过去隔绝开来,就像必须使他同外国隔绝开来一样。但是篡改过去,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需要保卫党的一贯正确性。为了要让大家看到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需要不断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各种各样的记录,使之符合当前状况,而且不能承认在理论上或政治友敌关系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政策,无异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篡改事实。这样历史就需要不断改写。由真理部负责的这种日常篡改伪造过去的工作,就像友爱部负责的镇压和侦查工作一样,对维持政权的稳定乃是属必不可少的。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保持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朗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那就是说,它们丧失权力或者是通过自觉,或者通过不自觉。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在我们的社会里,最掌握实际情况的人也是最不是根据实际看待世界的人。总的来说,了解越多,错觉越大;人越聪明,神志越不清醒。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你的社会地位越高,战争歇斯底里越甚。对于战争的态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争夺地区的附属国人民。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继续不断的灾祸,像潮汐一样在他们身上淹过去又淹过来。哪一方得胜对他们毫无相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不过是为新的主子干以前同样的活,新主子对待他们与以前的主子并无差别。

我们称为“无产者”的那些略受优待的工人只是偶尔意识到有战争在进行。必要的时候可以驱使他们发生恐惧和仇恨的狂热,但是如果听之任之,他们就会长期忘掉有战争在进行。只有在党内,尤其是核心党内才能找到真正的战争热情。最坚决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人。这种矛盾的统一的奇怪现象————知与无知,怀疑与狂热————是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

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而是有意识运用双重思想。因为只是调和矛盾才能无限制地保持权力。古老的循环不能靠别的办法打破。

如果要永远避免人类平等,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那么目前的心理状态就必须加以控制。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而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出现了集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绝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得成为匍匐求饶得可怜虫,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他知道奥勃良会说些什么: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当权,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权力是因为群众都是软弱的、怯懦的可怜虫,既不知如何运用自由,也不知正视真理,必须由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进行有计划的哄骗。人类面前的选择是自由或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幸福更好一些。党是弱者的永恒监护人,是为了使善可能到来才作恶的一个专心一致的派系,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你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统治我们,”他软弱地说,“你们认为人类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此————”

“真愚蠢,温斯顿,真愚蠢!”他说。“按你的水平。不应该说这么一句话。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的答复是: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不论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我们都没有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我们与以往所有的寡头政体都不同,那是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有其他的寡头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们相像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伪君子。德国的纳粹党人和俄国的共产党人在方法上同我们很相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装,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夺取权力不是出于自愿,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时期,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现在你开始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我们所以能够控制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脑袋里。温斯顿,你会慢慢明白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光是服从还不够。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服从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照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那么,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们所要创造的是怎样一种世界?这种世界与老派革命家所设想的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

“你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的世界,这是梦想,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因为文明不可能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持久。”

“为什么不能?”

“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会自我毁灭。”

“我们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温斯顿。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概,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伸缩性无限大。你也许又想到无产阶级或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别作此想。他们像牲口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党就是人性,其他的都是外在的————无足轻重。”

“我不管。他们最后会打败你们。他们迟早会看清你们的面目,那时他们会把你们打得粉碎。”

“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了。你那种人已经绝技:我们是后来的新人。你不明白你是孤家寡人?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你以外我们在撒谎,我们残酷,因此你在精神上比我们优越?”

“是的,我们认为我优越。”

奥勃良没有说话。有另外两个声音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温斯顿听出其中一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那是他参加兄弟会那个晚上同奥勃良谈话的录音带。他听到他自己答应要说谎、盗窃、伪造、杀人、鼓励吸毒和卖淫、散布梅毒、向孩子脸上浇镪水…

屠龙者终成恶龙

他已经投降了;这是一致的意见。此外,党是对的。这绝对没有问题,不朽的集体的头脑怎么会错呢?你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衡量它的判断是否正确呢?神志清醒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这只不过是学会按他们的思想去想问题。

二加二等于五
权力即上帝


无知即力量

奴役即自由

战争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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